增减挂钩相比“浙江模式”,为什么得到中央的青睐? 评分规则:  浙江模式中的折抵指标和复垦指标,本质是以增加耕地为前提,在增加的耕地中留一部分用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的后续占用。从保护耕地和保障经济增长两个目标看,这个政策创新确实同时满足了两个目标的要求。(2’)但是,浙江模式面临两大隐藏的问题。一是虽然地方耕地数量增加,但建设用地的空间也进一步增加了。这些新增的空间实际上都来源于未利用地。如果发展到极端情况,就会出现所有空间要么是建设用地、要么是耕地。这意味着该政策会影响到诸如生态保护、生物栖息地等其他目标。(2’)二是中央政府会如何看待浙江模式?很显然,中央政府不愿意看到地方政府可以找到在上级分配指标之外的指标来源。这会导致地方政府不再依赖上级政府,不仅影响行政过程中对上级的克己奉公,更会影响到整个土地利用规划和用途管制体系的效力。(2’) 因此,中央对浙江模式做出了叫停的处理,但在这基础上出台了增减挂钩政策,体现了应对上述两个问题的效果。首先,它解决了资源稀缺的矛盾,既满足了城市建设的需要,也没有减少和降低耕地数量和质量,还提高了农村农民的生活、生产环境,实现了“三赢”的局面。即,这种制度创新是符合科学发展的创新,是一种保障建设用地流量的增加,使农村一部分富余的建设用地指标调剂到城镇区域使用,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可以进一步反哺农村,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2’)其次,它没有引致中央和地方之间在规划管控上的紧张。增减挂钩没有违反当时的土地法律法规,也没有影响到上级政府在指标分配上的权威。既满足的耕地占补平衡的要求,也满足了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战略,还遵循了农用地转用、征地等相关程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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